每8年一次的选区重新划分一旦重启，选民普遍期望当局落实更公平、透明的制度，避免出现选区人口悬殊的问题，确保“一人一票、票票等值”的民主原则得以真正贯彻。

《雪兰莪媒体》就选区划分课题，抽样访问雪州华裔选民。受访者普遍指出，若政府是基于地理条件、社区联系及选民投票便利性等客观因素进行选区重划，他们原则上表示支持。

然而，选民最为担忧的，仍是选区划分后是否持续存在不公现象，导致部分州选区选民人数仅约1万人，而另一些州选区却高达10万人以上，形成明显落差，进而削弱“票值平等”的民主精神。

有受访者认为，选区划分应以人口结构与社区联系为核心依据，整个过程须建立在科学数据与透明机制之上，并杜绝任何政治操纵，才能让每一个国会或州选区的人民代议士更有效服务选民，也有助于合理规划选区拨款。

也有选民回顾指出，在上一轮选区重新划分中，最大的问题正是选民人数分布不均，部分选区在重划后选民数量大幅增加，导致人民代议士及地方政府需同时兼顾更多事务，最终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素质与公共服务效率。

“因此，在即将到来的选区重划过程中，过往的问题不应再度重演，必须确保所有选区、所有选民的权益与福利都能受到公平保障。”

选区重划须制度化与透明化

属于万宜国会选民的商家刘蔚莉博士认为，选区重新划分的核心目的，在于应对人口流动与结构变化，确保“一人一票、票票等值”的原则得以落实。尤其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，合理重划可避免单一议员负担过重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少数族群或弱势地区的政治代表性。

她提醒，若选区重划缺乏透明度，极易被执政当局用于“杰利蝾螈”（Gerrymandering），即通过操控边界划分来巩固政治优势，从而扭曲民意。

“马来西亚过去便曾因选区重划而被批评边缘化城市选区，使城市选民的票值相对低于乡区选民，这类现象不应再发生。”

她强调，选区划分应严格依据人口数据、地理条件与社区连结，做到科学与透明，并建立有效机制防范政治干预。

谈及选区拨款，她指出，联邦或州政府拨款长期被质疑受政治因素影响，执政党选区往往获得较多资源，而人口稠密的反对党选区则可能被边缘化。

“拨款分配应依据人口规模、基础设施缺口、贫困率等客观需求，而非政治立场。”

她认为，鉴于现行制度缺乏清晰、制度化的拨款公式，政府有必要通过立法方式确立公平机制，并公开拨款资讯，以加强公众监督。

刘蔚莉也归纳出公众对选区重划的四大忧虑，包括：政治操纵风险、选民认同感受损、资源争夺加剧，以及监督机制不足。

“若选区边界被刻意调整，将部分城市区域并入邻近乡区，可能改变选民结构，削弱原有社区的发展方向，甚至淡化交通、资源与地方规划等核心议题。”

她说，选区重划也可能打乱长期形成的社区网络，影响选民与议员之间的互动关系；不同选区议员在权责界线不清的情况下，亦可能在争取拨款时彼此竞争，而非合作。

因此，她呼吁选区重划前，选举委员会应举行公开听证会，并联合公民社会及地方组织参与监督，公开相关人口、地理及社区结构数据，以数据为本划分选区。

让每一位选民都不被遗忘

从事保险经纪，今年36岁的乌鲁雪兰莪国会选民李维城则指出，只要选区划分是在充分考量地理条件、中心与边缘地区距离，以及选民便利性等因素后作出的决定，他原则上表示支持。

他指出，一些选区的边缘地区选民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，在面对问题时，往往不清楚应向哪一名议员反映，甚至需长途跋涉才能获得协助。

他以新古毛选区为例，认为该选区幅员过于辽阔，客观上影响了行政效率与问题处理速度，因此赞成重新划分选区。

“若选区重划能更有效照顾边缘地区选民，并通过设立更多议员服务中心或分站强化支援机制，将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。”

他坦言，选区之间人口数量不均，确实导致拨款分配失衡，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，应尽早加以解决。

“我最担心的是，原本已被边缘化的地区，在重划后反而更加边缘化，地方问题变得更难被看见和解决。”

投票便利与拨款公平同样重要

武吉兰樟州选区选民黄小颖（37岁）则指出，她最关心的是选区重新划分后，自己是否会在来届大选中被“换区”，以及未来应前往何处投票。

她相信，这也是许多选民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。

针对选区拨款，她认为不能一概而论，而应依据选区人口规模及实际需求作出判断。

“若某个选区人口众多，但管理得当，所需拨款未必庞大；反之，一些人口较少、较为偏远的选区，若基础设施不足，反而需要更多资源支持。”

目前从事销售领域的她指出，选区问题的关键，最终仍取决于人民代议士及其团队的服务意愿与执行能力。

她回忆，在上一轮选区重新划分中，最大的问题正是不公平现象，有些选区在重划后选民人数骤增，导致人民代议士或地方政府必须同时处理更多事务，进而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。

“人民最基本的诉求是安居乐业，而居住环境的舒适度，正是直接影响每个家庭生活素质的重要因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