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陪诊服务在我国医疗体系中兴起，这一新兴行业的现实面貌也逐步浮现。陪诊员在实际服务过程中，面对的挑战并不仅限于协助挂号或推轮椅，更需要在医疗流程、家属沟通以及制度尚待完善的环境中灵活应对，承担着外界不易察觉的责任与压力。

其中，部分家属基于一些因素，拒绝让患者继续接受诊治，成为陪诊员最大的无力感来源。

陪诊员余淑冰坦言，陪诊过程中最大的挑战，往往来自病患家属。

她曾遇过一名长者，医生建议进行脚部护理，但家属因费用问题拒绝。事后，老人打电话询问为何未安排护理，令她感到十分心痛。

“老人家愿意接受治疗，却因为家属的决定而作罢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”

她指出，这类案例凸显社会对长者健康的意识不足，不少子女不了解延误治疗的后果，也不清楚该带父母看哪一科、做哪些检查。

因此，她呼吁相关单位加强公众教育，让家庭理解早期介入与及时治疗的重要性。

“老人有权获得适当的医疗照护，也需要被尊重其意愿。”

职业陌生　误会随之而来

陪诊员陈运光分享，自己曾陪同一名40多岁的单身女子到医院看诊，却因对方手臂出现瘀青，被医生误以为遭受家暴，自己一度被当成施暴者。

“医生把我支开，单独询问她情况，所幸客户及时澄清，否则我可能真的被带去警局。”

此外，由于长期陪伴年长客户，他也常被医护人员误认为是病患的子女，无形中“多了很多爸妈”。

这些经历，正反映陪诊员在制度尚未成熟下，所面对的现实处境。

在生命关口　成为最后的陪伴者

余淑冰也指出，陪诊过程中，偶尔会突遇紧急状况，如病情突然恶化，需紧急手术或送入加护病房（ICU）。

在家属无法及时赶到的情况下，陪诊员往往需协助联络家属、取得授权信，并处理紧急行政事务，避免耽误治疗。

她忆述，一名长期由团队陪诊的年长女性，一次复诊时病情急转直下，幸好其宗教组织事先给予授权，得以立即安排治疗。尽管最终仍不敌病魔，但至少在最后一程，有人陪伴在侧。

“陪诊员，不只是陪看病，而是陪伴病患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。”

缺乏规范　亟需制度化

余淑冰强调，目前我国尚未为陪诊员制定明确标准与培训规范，业者多凭经验自行建立流程。

“这份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爱心，尤其是面对患有失智症的长者，更要照顾他们的情绪，而不是将他们视为负担。”

她希望政府能将陪诊员培训纳入护理经济或老龄政策中，例如雪州政府层面的护理经济计划，以建立专业标准，让社会更了解陪诊员的角色与价值。

“陪诊员的意义，不只是健康照护，更是心理支持与尊严维护。老年人即使不再年轻，也应该被平等对待、被关爱。

“因为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