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许多男性而言，家庭暴力并不总是留下可见的伤痕，而是以羞辱、控制、威胁与言语攻击的形式，在沉默中持续发生。更令人无力的是，当他们试图寻求帮助时，往往发现现有制度与支援网络，并非为男性受害者而设。

尽管官方数据显示，全国在过去4年通报的家庭暴力或虐待案的男性受害者超过6000人，但民间组织指出，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，真实情况长期被社会文化期待、性别刻板印象，以及缺乏安全与可信的申报管道所掩盖。

马来西亚父亲权益协会（FRAM）指出，在统计数字背后，许多男性受害者正默默承受多重现实困境，包括一旦发声就可能遭嘲讽、被要求“像个男人一样撑过去”，以及担心报案后失去探视权，甚至是孩子的抚养权。

数据显示趋势上升　但求助意愿低落

大马父权协会主席马克姆向《雪兰莪媒体》表示，这些顾虑让成千上万的男性受害者，长期活在恐惧与阴影之中。

“根据协会的经验，男性往往因为害怕被嘲笑、不被相信，或担心失去与孩子的联系，而选择不报案。”

他说，社会长期灌输“男人不可能是受害者”的观念，使许多男性在面对施暴时，连求助的念头都被压抑。

10月30日，原任妇女、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斯里诺莱妮在国会下议院指出，过去4年，全国通报为家庭暴力或被虐待的男性受害者人数已超过6000人。

她引述警方数据指出，2022年涉及男性受害者的案件有1778宗，2023年为1213宗，2024年增至1865宗，而截至今年7月，已录得1183宗。

她坦言，羞耻感、恐惧与社会污名，依然是阻碍男性受害者挺身而出、寻求协助的主要原因。

家庭暴力的“隐形伤痕”

国立大学医学院讲师兼端姑慕赫力兹医院（HCTM）精神科医生莫哈末哈尼夫指出，男性家庭暴力受害者往往面临深层且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，使他们难以向外界求助，甚至不敢报警。

“社会对男性‘必须坚强’、‘不能示弱’的期待，使许多受害者在承认遭伴侣施暴时，感到极度羞愧，认为这会损害自身的男子气概。”

他指出，情绪与言语虐待对心理健康的破坏性不亚于肢体暴力，可能导致焦虑、抑郁、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（PTSD），甚至产生自杀念头。

“这些男性往往会将责任内化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并逐渐与亲友疏离；而易怒、疲惫、难以专注及工作效率下降等改变，常被误以为只是‘压力大’。”

他强调，长期生活在羞辱、威胁与贬抑中，会让男性处于慢性压力状态，在心理层面留下深刻却难以被察觉的“隐形伤痕”。

支援体系存在缺口　男性“无处可去”

马克姆指出，在雪兰莪州，现有制度的支援缺口进一步加剧男性受害者的困境。

他说，男性个案中最常见的是情绪与心理虐待，但由于缺乏明显外伤，许多受害者担心警方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投报。

“目前大多数庇护所几乎都是为女性设立，男性受害者往往‘无处可去’。”

尽管保护令、辅导服务与庇护体系在政策层面被视为性别中立，但他认为，实际操作上，男性的可及性仍然相当有限。

“名义上男性被纳入制度，但在现实中，他们是被‘隐形’的一群。”

他也指出，社会污名与制度风险，让不少男性担心报案后遭到反指控。

“这不只是担忧，而是真实存在的恐惧。对许多男性而言，这个制度在心理层面上并不安全。”

呼吁务实改革　而非意识形态之争

身兼离婚律师的马克姆也对家庭暴力指控在抚养权与离婚诉讼中，被滥用的情况表达关注。

他说，协会处理的部分案件显示，有虚假或被夸大的家暴指控，被用于阻断亲子接触、争取紧急监护权，或作为财务谈判的施压工具，且往往出现在庭审前或庭审期间。

“我们迫切需要防护机制，包括基于证据的早期筛查、对已证实虚假指控的惩罚，以及司法机关在单方面紧急保护令上的审慎态度。”

为弥补现有缺口，他呼吁政府立即推动多项务实改革，包括设立男性专属庇护所、强制警员与前线人员培训、加速临时保护令程序、展开全国醒觉运动、建立针对保护令滥用的独立监督机制，以及采用真正性别中立的风险评估工具。

“这些都是攸关生命的改革，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诉求。”

尽管挑战仍多，马克姆表示，该协会注意到政府已开始采取部分措施，逐步回应男性与父亲群体的需求。

他也对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（LPPKN）近期推出的“父职模块”表示肯定，认为这是朝向更全面家庭政策迈出的正面一步。